历时十年的《中国插花历史研究》未出先“火”——出版社的新书还没上架，预售期就已经热卖一千多本。无论是朋友圈还是直播群，在广大传统插花研习者中，这本书的呼声甚高。毕竟，它倾注了易花道创始人万宏十年的插花理论研究，对当今传统插花界来说，是特别珍贵的一次文化脉络的梳理。

对于从一开始就关注这本书的记者来说，在此很高兴为读者们做一次深入访谈——请万宏老师解读《中国插花历史研究》最为重要的理论部分。
记者：您是出于何种考虑撰写《中国插花历史研究》这本书的？翻阅了多少相关资料？都涉及哪些领域？

万宏：我的插花启蒙老师三浦友馨，在1991年我刚入插花之门时，就告诉我日本插花源自中国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搜集有关中国插花的资料，下决心要写一本中国插花历史研究的书，因为不搞清楚中国插花的文化发展、历史沿革、造型演变，就无法建立起完整、科学的中国插花理论体系。

2012年，我放下手上所有的商业项目，开始中国插花的教育工作，从那时起就着手写作这本书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不断遇到新问题，就查找、翻看各种资料。一个问题解决了，又会冒出更多的新问题，于是查找的资料范围变得越来越广，方向涉及艺术史、绘画史、铸造史、陶瓷史、宗教史、园艺史、家具史、文字史、考古、历法等众多领域，具体查找了多少资料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对我来说，写作这本书是一个艰苦却饶有趣味的学习过程，我在得到非常大的自我提升的同时，也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建立起了强大的自信心。

记者：您是如何考虑这本书的脉络大纲的，其中有哪几部分是重点？

万宏：首先要感谢黄永川先生，他的《中国插花史研究》一书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框架。

一本史料研究的书，重要的是确定历史研究的起点。因为中国插花对容器非常重视，而器物的历史必须从新石器时期的古陶器开始研究，这样就确定了从陶器时代开始这一起点。这一起点也影响到花文化产生的根源。

写作中有七个问题至关重要。

一、自东汉末年至唐代，为什么中国插花造型像极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何式插花？难道中国插花真的是从印度传入的？

二、为什么明代插花与唐代插花有那么大的不同？宋代插花是怎样发展的？在宋代、元代近400年的时间里，中国插花到底经历了什么？

三、明代插花及插花著作的历史地位到底是怎样的？

在以往所学的知识里，明代插花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但是在其它文化艺术领域，宋代以后，中国文化艺术出现了雅文化大衰退、俗文化大发展的过程，这使得宋文化成为中国汉民族雅文化的最高峰，而同属汉民族雅文化的插花艺术却与这个发展进程不一致，原因是什么？

四、为什么曾经兴盛于唐代和唐以前的对称式几何造型的插花，我们今天对此缺乏了解？这是否提示我们中国插花历史上出现过传承的断代？如果出现过断代，造成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？

五、我学习插花是从日本池坊花道开始的，这个问题和我的经历有关——众所周知，日本花道源于中国的佛前供花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绵延一千多年，即使在两国闭关锁国的时代，这种文化交流在民间也一直不曾间断。我们相信在插花艺术方面的交流也是这样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：中国和日本的插花到底有哪些是相同的？哪些是不同的？研究日本插花对研究中国插花是否有意义？如果有意义，那么意义在哪里？

六、佛教插花在中国插花历史上曾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佛教插花为什么毫无规制可言？佛教插花的历史发展脉络到底是怎样的？

七、这个问题是我写书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开始思考的：中国插花应该怎样划分历史阶段？以朝代更替作为中国插花历史划分是否合适？有没有什么事件或作品可以作为划分的标志？各个历史阶段有什么特征？这些问题对我研究和构建中国插花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此外，以六大容器划分中国插花的形式是否最为恰当？中国插花的容器选择是否有规制等。这些问题对我们建立中国插花的创作理论体系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技术性意义。
记者：那么针对以上问题，您在这本书中都提到了哪些与以往不同的新观点？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论证这个观点的过程？

万宏：在这本书里，我提出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观点，也许能给中国插花的研究者一些启发。

比如，宋代才是中国插花的巅峰，而明代插花虽然在某些地方有所发展，但总体看来，明代的中国插花已经走向衰落。

依据有下面几点：首先，宋代插花远比明代种类多样、造型丰富。宋代延续和发展了唐代的宗教插花，将宫廷插花推向极致，创造性地开创了文人插花风格，在世俗插花方面也创立了影响近千年的独特形式；在插花文化方面，宋代插花对植物风情、气质的细心揣摩，创造了中国插花细腻隽永的艺术特征；在花材植物保养方面，宋代也有了极大的发展。总之，宋代插花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，可以说是中国插花集大成的时代。与之相较，明代插花造型的变化明显减少，宗教插花、宫廷插花都已严重衰败甚至断代。而对于花器、花材搭配的各种理解与讲究，明代已比宋代退化。在很多领域里，明代插花似乎就是在吃宋代的老本，比如明代的几部插花专著中，所记载的插花容器大多数是瓶类容器，而且除了铜、瓷，其它类型几乎不提，但是在宋代、唐代的资料里可以看到，鼎、盘、篮、罐、碗等各种造型的容器，以及玻璃、竹编等不同材质的容器。

再比如对明代插花专著的认知，明代插花著作主要阐述宋代已有的插花理论，可以说是将散落的宋代插花理论进行了整理，其中创建并不算很多，尤其大方面的创建几乎没有，而且对文人插花以外的插花类别几乎忽视不见。
这些观点的提出貌似惊人，但实际是我以大量的文字和绘画资料为依据、认真研究得来的。而我在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体会是，研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、以胡适先生提出的“大胆假设、小心求证”的科学精神为原则，放下固有观念，依据事实去推导结果，这也是我成书时最大的收获。

记者：在成书的过程中，您是否也是在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，有没有难忘的瓶颈期，是如何度过的？

万宏：有很多瓶颈，有时候一个问题会困扰我几个月甚至一年。比如对佛教插花的研究，一直对为什么佛教插花与欧洲古典插花有着如此相似的特征，百思不得其解。直到一次看到“旦”这个汉字的历史演变过程时豁然开朗，产生了大胆的假设，而在后来的研究中，逐渐证实并坚定了这种假设——中国佛教插花的造型源自对佛教形象的模仿，这与西方插花的几何造型其实完全不同。
在一次一次突破这些瓶颈之后，我的脑海中，中国插花的历史发展脉络越来越清晰和连贯，使自己的知识体系不断地呈现解构重排的过程。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从起意到完成，近乎重写的文字调整有五六次之多，在经历了十年的漫长时间才得以最后成书。

记者：您觉得这本书的问世，是否会对当今传统插花界产生一定影响？新观点的提出，您担心会有大范围的争鸣吗？

万宏：我只要做到将我的研究和思考传递给大家，就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。至于它有没有影响，有多大的影响，要交给时间去判断。

是否会产生争议甚至是不同观点的论战，我并没有太多考虑。我以为，不同的观点和争论，只要是为了中国插花的发展就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。如果其他研究者观点正确，论据、证据科学、合理、充分，即使推翻我的观点也可以完全接受，理论正是在这种科学的争论过程中发展的。作为一个研究者，能够推动自己热爱的中国插花的发展，学术的争论甚至对自己观点的否定，都可以开心面对。

拿到样书后，我其实还是感觉有很多遗憾，我非常缺乏这样大部头书籍的写作经验，即使几易书稿，还是觉得很多观点表达得不充分，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做阐述，也很期待大家的意见。

文章来源：中国花卉报